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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缠一个千年的心理文化公案
发布时间:2016-09-05 19:37 来源:未知
       上海译鼎文化传播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,也无法遮掩宋军一败再败的现状,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才逐渐流行起来。这种怪论把辽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品位的种族,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,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,外表虽硬充好汉,心理却矮了三分。这论调故意严格划分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,两相比较,贵贱分明,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汉人血统的纯粹高贵。
 
又有一个评价是:“海派有江湖气、流氓气、娼妓气;京派则有遗老气、绅士气、古物商人气。”(姚雪垠:《京派与魔道》)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。周作人则直接回应“上海气”是“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,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”。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,说是“要而言之,不过‘京派’是官的帮闲,‘海派’则是商的帮忙而已”。不过,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、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,实际上,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。
 
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,其“心理补偿论”特别容易在朝代更迭的过渡期频频发作
 
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,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。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,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,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,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,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。与此相对应,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,不堪一击,听杨家将的故事,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靠寡妇在打仗。
 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,被称为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之争,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,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。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《论“海派”》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“名士才情”与“商业竞卖”相结合,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,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,吟诗论文,冒充风雅,或远谈希腊罗马,或近谈文士女人,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。
 
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,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,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。仔细想,这“害羞论”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,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,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。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,有说不完的知心话,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“共治天下”。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,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,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,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“格君心”,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。